荔枝古今文化

二

    荔枝历来有果中之王的美称。但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荔枝应以何处为最佳却又有不同的认识。据张九龄说，中书舍人刘侯因为“弱年累迁，经于南海”，亲口品尝过荔枝的美味，就认为荔枝“甘美之极”，无与伦比。他还认为，“龙眼凡果”，而“与荔枝齐名”是很不相称因而也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对于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龙眼相比”，他也大不以为然。认为“是时二方不通，传闻之大谬也。9”作为一位由南粤之地的韶州进入中央政权的大臣张九龄，对于荔枝更是情有独钟。他在《荔枝赋》中，也非常明确的说：“果之美者，阙有荔枝。10”而宋代的苏东坡先生则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11。”稍后一点因事被流放至海南的诗僧惠洪则说：“老天见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吃荔枝12。”这两位诗人都曾被流放到海南岛，日子过得异常艰苦，但因为尝到了美味的荔枝，也就缓解了被流放的内心的深刻的苦痛。当然他们的话也是一种身处无奈之时故作放旷之语，但荔枝的美味则是不用置疑的。
    以上讲的是岭南荔枝或者是南海荔枝。唐朝的荔枝贡品，不少人认为是出自巴蜀，杜甫、白居易、薛能、薛陶在流落巴蜀期间，也曾写过一些荔枝诗。尤其是杜甫诗中有“红颗酸甜只自知”和白居易诗中有“津液甘酸如醴酪”的话，给人留下了口实13。后人就据以说巴蜀荔枝偏酸，不及岭南、闽中。比如宋代曾巩就在他的《荔枝四首》14的自注中说：“白乐天咏荔枝诗云：‘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工部诗云：‘红颗酸甜只自知’，此皆知巴蜀荔枝而已，不知闽越荔枝不酸也。”
    说到闽越荔枝，与苏东坡先生大体同时的蔡襄蔡端明学士最有意思。在他所作的《荔枝谱》中，根据他的看法，为几地荔枝排列了座次。毫不掩饰对于其家乡荔枝的偏爱之心。他说：“九龄、居易虽见新实，验今之广南州郡与夔梓之间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15”这就是说，其他地方的荔枝均为等而下之，天下荔枝只有闽中最佳，而在闽中，最好的荔枝又出在他的家乡——兴化军。你来听听他的说法：荔枝 “数福州最多，而兴化军最为奇特，泉、漳时亦知名。”这种说法，很难说是没有根据，但洋溢着对于故乡荔枝的偏爱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关于闽中荔枝的好处，《鹤林玉露》16中也说：“明皇时‘一骑红尘妃子笑’者，谓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向泸戎摘荔枝’之句，是时闽品未有闻；至今则闽品奇妙，香味皆可仆视泸戎矣。”看来，推崇闽中荔枝的人还是不少的。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些关于孰美孰恶的争议似乎都有所偏颇。各地的荔枝都有好的品种，也都有不好的品种。岂能一概而论！何况，口之于味，既可能“有同嗜焉”，但确实也存在个人之间的偏爱之异，你说酸的不好，但确实也有人喜爱酸乳；你说甜的就好，但也确实有人对于甜的东西不感兴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哪里有个划一的标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各地荔枝品种的改良，荔枝无疑的将更好的适应各种人群的不同的需求。这样，似乎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扬此抑彼，说哪里的荔枝最好！
 

三

    大凡世界万事万物，如果不曾与人类的生活产生联系，那就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而一与人类的生活产生联系，那这种物品也就随之进入了文化的范畴。尤其是这种物品进入了主流社会，也就进入了主流文化圈子的视野，从而成为为主流文化所关注的对象。而长此以往，围绕着这种物品、或者说以此为媒介，也会形成一种附属于主流文化现象的亚文化现象。荔枝这种东西，也是这样。
    荔枝原生于南方，在处于原生状态下的荔枝与人们的关系，因为缺乏文字资料的记载，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详知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荔枝一定在它的原生地就与当地的居民甚至权贵的生活产生过十分密切的联系。至于荔枝与主流社会产生联系的时间，据《三辅黄图》17记载的是“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但因“土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死者数十人，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贡焉。”这就是说，皇家其实对于荔枝深为喜爱，欲从南方引种，但都未能成功。只得依靠岁贡来解谗了。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当年的皇帝是何等的残忍，只是荔枝树因“土木南北异宜”而萎死，竟然“守吏坐诛者数十人！”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则史料中推知，中原皇室知道世有荔枝，当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之前。
    既然引种不能成活结实，皇帝守着皇宫就能大饱口腹之欲的希望只好落空！但皇帝是天之骄子，那能有点个人的欲望不能满足，有点个人的要求不能达到！不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吗？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吗？从这些认识出发，不得以只好求其次，那就是伤天下之民而嗜独夫之欲的事情就出来了！可惜我们已经不能确切的考知最早向皇帝献贡荔枝之策的人的尊姓大名来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此人一定是一个不管民间疾苦、只求邀宠于皇家的残忍之人！据谢承的《后汉书》18记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和帝时，临武长汝南唐羌以县接南海，乃上书谏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供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好在此时的皇帝也还算宽容，委屈了一下自己的嘴巴，下了一道诏书说：“远国珍馐，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复受献。19”这里讲皇帝接受荔枝献贡的原因是“荐奉宗庙”，当然是不尽不实的。但正面的效果是免除了贡献，且不许大官接受贡献。应该说，这位皇帝也还是比较宽容、比较爱民从而也是比较有人心的。当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也并非绝无仅有。就对待荔枝之贡来说，宋代的仁宗皇帝也还算是一位明白人。根据《程氏遗书》20所载：“仁宗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尽，近侍曰‘有鬻者，请买之。’上曰：‘不可。今买，来岁必增上供之数，流祸百姓无穷’。”知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不为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而流祸百姓，可谓明智之举！这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荔枝进入主流社会，在唐代以前，还仅仅限于为社会上层极少数人所认识。荔枝在那时还是一种数量极少的专供皇家享用的专用品。少数亲信大臣有幸蒙皇帝赏赐，尝尝味道，也高兴得充分发挥想象力，大肆挥洒一通。据了解，荔枝为广大范围的社会人群所认识当在玄宗后期。当时著名的宰相张九龄在《荔枝赋》中就说，“余在西掖，尝盛称之，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21”，为了称扬荔枝，所以他下决心写了《荔枝赋》。也许是这篇赋的影响，荔枝之美名才在西京传开，再加上曾在西蜀生活的杨贵妃喜吃荔枝，这就使荔枝名满京城，进贡荔枝可以说是由此掀起了一个高潮。原因是玄宗的心上人杨贵妃喜爱荔枝，玄宗对于他的任何要求也总是有求必应。而对于急于仕进，又在荔枝产地为官、掌握了丰富的荔枝资源的地方官来说，这可是一个邀荣取宠的大好机会，所以我们在那时和以后诗人们的笔下，就看到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脍炙人口的诗句22。唐明皇、杨贵妃与荔枝的关系，于是也就成为了千古诗人写到荔枝时大都不会放弃的话题，也就使得荔枝因此蒙污！因为在那时的人们看来，正是这位爱吃荔枝的胖女人使得唐王朝几被倾覆，这种亡国之祸的罪责在贵妃，而祸延荔枝。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大失偏颇，真正应该承担引发安史之乱责任的主要责任人，当然是骄奢淫逸的唐明皇李隆基，而绝对不属于杨贵妃，更不应该把帐算到荔枝头上去！
    在历史上，象宋仁宗皇帝那样明智者也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见到的，仍然是荔枝的大量贡入宫廷。汉唐时代究竟岁贡荔枝若干，恕缺乏研究，不敢妄言。仅据《三山志》23所载，看看宋代荔枝之贡的情况。该书说，“大中祥符二年，岁贡荔枝干六万颗”，元丰年间，贡数大体相同于大中祥符年间；元祐元年定为常贡，数亦如之；崇宁年间又增加一万三千颗；大观元年又增加三千颗；政和年间又增贡一万；宣和于祥符数外进八万三千四百颗。这是北宋时期进贡荔枝的数量情况。可以看出，进贡的数量是不断增加的，而且有些时候增加幅度之大，出于人的意料。可以想象，定都河南开封的北宋王朝，仅进贡荔枝一项，就给老百姓增加了多少负担，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南宋是一个偏安东南的小朝廷，但是，对于荔枝的索求并未因版图的缩小而有所减少。甚至宣和间还把小株结实的荔枝以瓦器栽植，航海运至杭州，为此还向群臣赐宴，君臣赋诗唱和，可谓乱世中的一件盛事！如果我们还能记得起当时诗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却把杭州作汴州24”的诗句的话，对照起来看，当可增加我们对于诗意的理解！
 

四

    进入主流社会，也就进入了主流文化圈子的视野。由于荔枝比较奇特的际遇，也就是说和许多各类皇帝与倾城倾国的美人产生了这样和那样的联系，这就足以引起文人墨客的关注，于是荔枝也就成为许多文人墨客赋写歌咏的对象。而前代文人们的荔枝诗文，又为荔枝文化增加了积淀。据记载，果类而进入文人诗赋者，当以荔枝为最。据说，仅晚清时代，广州举办过一次荔枝雅集，收到诗歌即达千余首！还不用说数千年来历代文人所写下的大量的诗、词、歌、赋、曲、文！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收录荔枝诗文最为齐全的一部资料书，当数清初汪灏等人受康熙之命以明代文人王象晋所撰《群芳谱》25为基础，增补而成的《广群芳谱》中的《果谱》中的“荔枝”四卷，就记载的详实繁富而言，当称荔枝资料之最，可谓蔚为大观！这个情况也证明了荔枝引起文人关注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还应该指出，《广群芳谱》一书包含的诗、词、文、赋，并不含清朝开国以后的作品，如果把清人的相关作品算进去，关于荔枝的文学作品的数量必将会大大增加！
    荔枝进入文学作品，最早的当数汉代司马相如。他在那篇著名的《上林赋》26中提到了荔枝，但那只是为了铺陈上林苑的华丽而拿来凑数的。我怀疑司马相如并未真正见到过荔枝鲜果。当然，司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如果在北宋前成都还产荔枝的话，见过荔枝鲜果也说不定；专门为荔枝作赋的是东汉的著名文人王逸。在他的《荔枝赋》27中，他极赞荔枝之美，“修干纷错，绿叶蓁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离离若繁星之著天。皮似丹罽，肤如明珰，润侔和璧，奇逾五黄。仰叹丽表，俯尝佳味，口含甘液，腹受芳气。兼五滋而无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可谓是推崇备至。但可惜现在只能读到《荔枝赋》的残篇，难窥全豹。只有唐代张九龄的《荔枝赋》现存，此后文人为荔枝作赋者代不乏人。比如宋代的李纲、范成大、明代的胡宗华、林古度等，都写过文辞华美的《荔枝赋》。而这些人中，李纲似乎对荔枝有更深的感情，他在写作《荔枝赋》28后四年，又写下了《荔枝后赋》29，表示愿意以荔枝“怡性养寿，超然自得，”甚至约友人“弃世而从我游”，可谓情有独钟！当然，李纲的这种念头，即可能是被贬官员在失意时的一时冲动，但他对于荔枝的推崇赏识也是十分明显的。
    荔枝进入诗词，以前有人讲始于杜甫，其实并不准确。仅就我所接触的材料来看，荔枝出现在诗中，至晚也不会晚过梁代。梁代的刘霁就写过《荔枝》30短诗：“叔师贵其珍，武仲称其美，良由自远至，含滋不留齿。”逮至于唐宋以下，不少文化名人和诗家也都写过许多关于荔枝的诗篇。比如杜甫、杜牧、白居易、薛陶、薛能、曹松、郑谷、欧阳修、文同、蔡襄、苏轼、苏辙、梅尧臣、曾巩、黄庭坚、杨万里、陆游、王十朋、赵秉文、杨维桢、王世贞、李调元、黄景仁等等，都有许多关于荔枝的名诗传世，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实际上，关于荔枝的传说故事，也有不少。其中，明代人王褒写的《洪离传》、谢肇淛的《江妃传》、徐熥的《绛囊生传》31都颇值得一读。这些作品都带有传奇的特点，通过拟人的手法，演绎荔枝故事，比较生动有趣。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五

    综观二千余年来骚人墨客留下的大量的关于荔枝的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内容上的特点。
    一是着眼于荔枝生于远地，中原罕见，主流社会圈子中的文人即大赞其美味，连带而及，也写出荔枝树林的美好景色和记载荔枝源流、品种等。以王逸的《荔枝赋》和梁代的刘霁的《荔枝》诗、白居易《荔枝图序》、蔡襄的《荔枝谱》等作品为代表。
    二是借荔枝生于边远之地，难于为人所知，来喻人才难得赏识，老死边荒，表现出深刻的人生慨叹。此类作品当以张九龄《荔枝赋》等为代表。在《荔枝赋》的序文中，张九龄有过交代：“夫以不知为轻，味以无比而疑，远不可验，终然永屈。况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无誉之间，苟无深知，与彼亦何异也！”这就把他写作《荔枝赋》的深曲用意交代得十分清楚。
    三是以写荔枝寄寓官场失意的感慨，大都故作放旷之语，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排解，是身处无奈之境中的精神解脱。比如说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洪的“老天见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吃荔枝”等等都是这种情况。
    四是借荔枝故事来反映社会人生百态。陆游《老学庵笔记》说：“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枝欲啖之，白席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请众客放下荔枝。魏公为一笑。32’”韩魏公指的是北宋著名宰相韩琦，在亲戚的酒宴上拿起一颗荔枝，白席（即宴会司仪者）的人就号召大家与这位大人物同吃，韩琦放下荔枝，白席者又要大家放下荔枝，以此来保持和大人物的高度一致，奴颜婢膝，实在可笑至极！不过，这种唯官是从的风气从古到今也未曾绝迹，这也颇使人深思。
    五是借荔枝题材表达对于现实弊政的讽刺、不满甚或是批判。这是荔枝题材作品中最具有社会价值的一个部分。这个方面，脍炙人口的是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诗，其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所含寓的深刻的讽刺之意，使千古之下的读者为知动容！其实，在杜牧之前，与唐玄宗同时，就有杜甫写过《解闷》33诗，其中说：“云壑布衣骀背死，老生害马翠须眉”，这里的批判的意思也是十分明显的。

待续。。。。